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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物理通俗讲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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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
李开复说：中国培养太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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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认为李开复言过其实，不过最近他的一番言论，确实说到中国高等教育的要害上去了。
李开复认为与欧美一流高校相比，中国高校的总体教学质量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高校培养了太多的硕士、博士。
如果盲目“考研”的现象过于普遍，高校科研的质量就势必会受到影响，与其培养出许多不合格的研究者，还不如让这些人在本科打好基础后就直接投入具体的实践工作。
70年代时，我们常常因为看到天才被送入工厂或农村而扼腕叹息，但今天，我们更该担心那些能力有限，却进入二流学校读了个无法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硕士、博士，白白浪费了时间和资源的学生。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教育专家丁钢的言论：
据丁钢教授介绍，比起中国13亿的人口基数来说，中国研究生的比例低于国外很多国家。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的一个方向是越来越注重应用和专业学位，可以培养出更多的高级技工、高级服务者，不存在因为培养研究生使技工、服务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只有一部分研究生最终成为“研究者”，也可以成为“高级技工”，授予应用和专业学位的研究生不仅可以缓解技工的不足，还将提高“灰领”阶层的素质。
丁钢同时强调了研究生教育的“社会调节器”功能，他认为研究生教育可以缓冲愈发严重的就业压力，国外一些失业严重的国家，研究生比例就会增加。为什么有人会认为研究生过剩，可能与研究生在一些大城市的“冷遇”有关，但从全国来看，非常多的地区和行业仍然非常需要研究生。
说李开复不懂中国国情，我有点相信。但如果中国国情需要将大部分“研究生”读研的目的定义为不是成为“研究者”，而是成为“高级技工”，或定义为缓解就业的“社会调节器”。那就真的让人想不通了。
研究生教育确实能提高人的素质，它是通过接受严格的研究训练后获得的，这个素质恰恰就是成为研究者的素质，当然你也可以象李开复那样选择进入企业而非研究所。
其实丁钢所说的国情正是中国社会最龌龊的一面，大多数人追求名利（不含贬义），但又苦于没有门径，而提高自己的学历（注意：不是素质）就成了很多人改变自己命运的不多选择之一，并且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所以不难理解很多聪明人利用自己的能力追逐名校，追逐学历。
如果站在研究生教育的角度，过多的对研究不感兴趣，但对学历感兴趣的投机分子的加入会使有限的教育研究资源分散，使人数较少的对研究工作感兴趣，但不擅长应付考试的人失去机会。也会使中国的研究院里充满浮躁和懈怠的气氛，而不是应有的追求知识，探求真理的气氛。
当然这种状况是不能怪学生的，谁不愿意拿个学历去当白领呢？但如果中国的教育专家也这么想那就是一种悲哀了，想想哈佛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在定位上就差的远呢。
#12466.
什么叫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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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性，说穿了，就是，我们的日常概念，或者说我们的直接感知，如果追问到一个极限的话，如何回答超出这个极限的问题？
比方说，在我们的物理学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电子究竟是粒子还是波？
“粒子”，“波”，这是两个典型的日常概念，或者说是建立在我们的直接感知之上的物理概念，因为尽管缺乏严谨性，你还是可以轻易地想象，粒子，就是像一块石头那样的东西，波，就是像水波那样的东西，然后我们会自然地概括：粒子是局限在一定空间范围的东西，波是在空间中持续扩散的东西。然后，在我们的日常观念下，这两者是绝然相反的面目。
但是，我们不得不在某些场景下被迫追问这两个观念的极限，例如，我们在回答“电子是什么？”这样一个场景里。
自从发现有电子这么一个东西存在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去了解它是什么，例如，最简单的，它有多大？“糟糕的是，”它迄今都还是比我们所能够测量到的最小的尺度还要小！更糟糕的是，我们在了解它的属性的过程中，发现，它有时候是粒子，有时候是波！
这样一来，我们就被逼迫到了一个日常概念的极限处：我们该使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这么一个同时具有绝然不同面目的东西。
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物理学革命的核心问题。这场革命的领袖Bohr的回答是：我们必须仍然使用粒子和波这样的经典语言，然后我们可以说，电子在一个仪器的观测下是粒子，在另一个仪器的观测下，是波。因此，在古典世界里面，问题“电子究竟是粒子还是波？”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但是一旦我们超出古典世界，这个问题就得换一个问的方式，“电子是表现得像粒子还是表现得像波？”，这时，问题就指向了，我们是在使用何种仪器来观测电子。
这样一个局势意味着什么呢？敏感的人马上会提问：这样一来，何谓电子的独立实在性？
Bohr直截了当地回答：通常意义下的独立实在性，既不能被赋予现象，也不能被赋予观测现象的观测手段本身。
然后，Bohr使用了一个词“互补性”来描述此局势，它的一个合理的扩大是：人类的可言与不可言，是互补的，是皆不可缺的。
所以，这是一个并非局限在物理领域的问题，在人类的一切认知领域，都存在一个根本的疑难：人类的直接感知，是否有必要被超越？如果被超越了，那该如何明确地表达和交流？
Bohr继续给出了回答：我们的描述、测量，必然是使用古典的语言、日常的概念，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无法理解超出古典世界的事物，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运用古典语言，来获得对古典世界外的理解。
#13350.
陈康先生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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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先生是我国最早的古希腊哲学专家，曾任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49后赴台湾，后转美国任教研究，主要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苗力田、汪子嵩、王太庆等诸先生都曾受教于陈康。
先论前人——严复（几道）的翻译理论——“信”“达”“雅”。
“信”为翻译必须满足的；
“达”只是相对，要“达”除译者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需要读者预先作好对所读内容的相应准备，否则无异于对牛弹琴。这里陈康举了两个例子：
若无哲学方面的严格训练，无论文笔，黑格尔《逻辑学》总是不达的。（今天我们可说：陈嘉映在文字上是足够讲究的人，但其译作《存在与时间》仍然对大多数人为难读。）
相反，纽约街头撞车的新闻，无论文笔如何拙劣，对一般人总是“达”的。
因此陈康说哲学译文的“达”，不可以一般读者为标准，而应以翻译的理想读者为标准。
“雅”的地位最低，可视为哲学翻译中的脂粉。并且“雅”与“信”往往不可兼得，此时需舍“雅”取“信”。
陈康先生在理清关于翻译的陈诉之见后，进一步论证翻译的价值并非是给那些不懂原文的人，对那些懂原文的人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其价值体现在如下：
1.校勘方面；
2.不同字的联合有不同的意思，以致影响对于整个思想的看法。如翻译在学术上有价值，读者应可看出译者的见解。
在这段里陈康先生说出了一段著名于后世的话：
“ 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
后文，陈康先生具体罗列出古哲学著作注释应包括的几方面：
1.文字的校勘；
2.词句的释义；
3.历史的考证；
4.义理的研究：(1)论证步骤的分析；(2)思想源流的探求；(3)论证内容的评价。
以上摘自陈康先生译，注释之《巴曼尼得斯篇·序》
参考阅读
刘小枫：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
余纪元：陈康先生的遗产
#13485.
科学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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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理论限制思维的可能性
有意义的认识依赖于理论的先行。完整的理论——提供完整世界图像的理论（最典型的例子是“近代科学”和“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往往会限制什么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即问题的意义是被理论体系先行规定的。那些有价值的问题往往是理论体系中处核心位置，但尚未搞清除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理论体系更加完备。而理论体系之外的问题则显得无意义，它们即不利于理论的完善，也不一定会导致对理论的批评。
库帕《物理世界·上》（原题： Introduction to the Meaning and Structure of Physics——物理学的意义和结构导论——更恰当地体现了该书的主题）page 6, line 10
那真是一个舒适的世界：没有什么意外的发现，也没有什么事物面临抉择。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与基督教教义是一致的，所以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人们，也不必为自己的灵魂担心。即便是碰到一些未曾被亚里士多德阐述过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多半也不值得他们去研究。
另一个例子：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是对经典物理体系中核心问题（困难）的回应，因此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颠覆意义比哥白尼革命要小，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更多的是对牛顿物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B.视而不见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page 65（苗力田 译 单行本），1006a
一般而言，不可能对万事万物都有着证明，不然便会步入无穷，如此以至于什么也没证明。
对困难视而不见，以避免陷入无穷后退（得以立足），是理论认识展开的前提。认识（科学，古希腊[episteme]，knowledge；源自 epistasthai：to know，源自 epi- "over, near" + histasthai "to stand."）之所以可能，不在于全面不漏地考察了研究对象的所有细节和要素，而在于忽略掉了很多细节和步骤，“忽略”就是作“减法”。
不单是理论性的认识有这样的特点，感官的认识也有同样的特征，我们可用感官的认识来类比理论性的认识。以视觉为例：
自然光包括太阳光中各种波长光线的集合，但在我们的感官中对应的是透明、无色的，即最纯净的（歌德的颜色理论），而非“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的集合。这就是一种减法，使我们随处可见的自然光成为一种无任何内容的背景（空）。在此基础上，如果再有其他特定颜色光出现，我们的视觉就可以最快、最有效地感知到。
在这里，“减法”赋予我们意义，使认识成为可能（用海德格尔的语言就是开辟出了一个林间空场）。
另一个讨论是：人是有限的存在，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如何使有限的寿命可去认识无限的世界就成了一个问题。本质上说我们只可以通过有限步骤进行认识。因此那种对事物原因进行无穷回溯在方法上就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在无穷的“为什么呢？”的链条上进行恰当的截断（笛卡尔选择“我思”，而小孩往往会一直问下去），以此站立、出发进行认识（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生的展开也依赖于认识的展开）。
以近代科学论，恰当的截断正是物理学、生物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得以“独立”存在的原因。这些“独立”存在的学科都分别有自己的基本原理（立足点），而不是盲目地无穷回溯，无穷还原，进而以各自的基本原理出发进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的还原主义路线走不通，也没必要。这样的例子，即便在最“基本”的物理学内也很常见，由于计算的复杂性，凝聚态物理学家们视“多体问题”为新层次上的“基础物理”。
C.科学不思
哲学是不断回到源头，重新寻找新立足点的学问；哲学随时打破旧理论，在认识的源头展开“思”的各种可能性。用库帕在《物理世界·上》提出的拼图比喻说：
哲学是玩拼图游戏时，不断拼头几块图形，然后并不急着往下再拼而是不断推翻重拼头几块图形的过程。
科学则是拼图游戏时，已经拼出很大一片区域，还剩下各边缘处局部的这样或那样几块图形需要拼，此时最急迫的不是推翻从前的工作，而是不断尝试局部图形的拼法。这局部图形的拼法可能也是很难的，在局部需要不断推翻重来，但对大部分已经拼好的区域我们是不会推翻的。
科学研究中所谓范式的变化，则是反复尝试局部拼图不成功，不得已推翻已经拼好的部分，使拼好的区域更为广大，即不但覆盖从前部分，也覆盖从前没拼好的部分。因此科学研究中范式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并不常常发生。
自然的拼图，是随着时间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当拼图区域扩大时，我们有可能推翻以前的拼图。原则上我们总有无数种正确的拼图，这是和小孩玩的拼图游戏的区别。
近代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不思”的，方法确定、目标限定。而哲学则自得其乐于最初几块拼图，不受限于局部和特定的意义，也不以——可能会构成科学未来发展的基础——为自身价值。哲学徘徊在认识的源头处思辨，向我们展开世界的无限种可能性。
当然，由于哲学的“原初性”，科学往往确实是建立在某个哲学工作基础之上的（最新的例子：语言哲学的一个自然发展是正在开创作为科学分支的实证和定量研究的 “语言学”的出现），但这个哲学工作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最流行的一个。以科学为“目的”的哲学是不可能的，哲学的目的仍然是其自身，即最初几块拼图，提供多条通往“无限”（包括从未被揭示的新领域，科学尚无能为力的领域）的道路和选择的自由（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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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8.
笛卡尔、柏拉图和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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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笛卡尔的世界中，物质是被上帝粗糙地分成立方体——可被分割的最简单的几何体——并使之运动或“搅动起来”的。在这种过程中，立方体的棱角被磨掉而变成了小球。那些磨出的碎屑构成了第一元素，它们的“搅动”生成了光，光再通过“第二”元素的小球传播出去。除了这些明亮的和发光的（第一和第二）元素之外还有第三种元素，它们是由这些“碎屑”重新组合而成的一种盘旋的、螺旋状的或者“通道式的”微粒。一方面，它们可以“旋入”紧压着的“第二”元素的球形微粒之间的间隔或空隙；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彼此结合在一起形成更为粗大的物质，从而构成地球和行星的表面。
在笛卡尔早期的著作《论世界》中，笛卡尔把他的三种元素与传统中的火、气、土联系起来了。根据笛卡尔的看法，天上所有的物体开始时都是明亮炽热的星体，只是后来由于粗大物质聚集于它们的表面而被“包上了一层硬壳”；因此它们都是“熄灭的太阳”。（以上摘自张卜天译的《牛顿研究》pp203）
笛卡尔的以太漩涡学说是一种关于宇宙的学说，本质上和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出的宇宙学说很类似。柏拉图和笛卡尔都强调了几何（或数学）对理解他们宇宙学说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们的学说又仅能对宇宙作一大略的解释。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相似解释”（谢文郁译《蒂迈欧篇》pp33，pp79 注61）。
“在涉及诸神和宇宙生成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多方证明，是无法在每一细节上都十分准确一致的。”
柏拉图的方案是这样的，首先宇宙万物是可见可触的，因此必有火（可见），土（可触）两种元素。而要使火和土粘结起来，还必须有其他元素存在。接着柏拉图用数学论证了要形成有厚度（三维）的世界，恰好还需要两个元素：水和气。这样火、土、气、水就是构成世界的四种基本元素。
柏拉图认为这四种基本元素应是四种最完善的立体结构。立方体是由面包围而成的，而直线所围的面又是由三角形构成的，柏拉图指出只需给定两种直角三角形就可构造火、土、气、水四种基本元素。(1)一种是等腰直角三角形，(2)另一种是长边平方三倍于短边平方的直角三角形。
两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可拼成一个正方形，六个正方形可拼成一个正立方体（正六面体），柏拉图论证说这是最稳定的图形，因此应分配给最稳定的元素——土。
两个长边平方三倍于短边平方的直角三角形可拼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四个等边三角形可拼成一个正四面体，它具有最锐利的尖角，因此是最活跃的，而火是最活跃的元素，因此正四面体就是——火。
八个等边三角形和二十个等边三角形也可拼成正八面体和正二十面体。因气比水活跃，因此正八面体对应——气，而正二十面体对应——水。
柏拉图进而推论说：土可被火溶解，变为流动状态；同样也可被气或水所分解；当被分开部分重新相遇时，就又固化为土。但土永远不会变成其他类（这一点使土看上去有点特殊，也是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数学化宇宙模型的一个理由）。水、气、火都是由等边三角形围成的，因此它们相互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如一个水可分解为两个气和一个火，一个气可分解成两个火；相反两个火可合成一个气，两个半气可合成一个水。
（注：还有所谓第五元素，对应生命或灵魂；柏拉图并未在《蒂迈欧篇》明言如何构造。有些人认为是正十二面体，柏拉图曾在《斐多篇》中提到用十二块皮拼成一个球，说明柏拉图是知道正十二面体存在的，但这样也带来一个疑问即组成正十二面体的正五边形是无法用两种直角三角形构成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可能是球体，因为球体正是最完善、最对称的，用来对应生命和灵魂是最贴切的，但同样球体如何由两种直角三角形来构造对柏拉图来说也是个难题。）
柏拉图承认他的体系只是可能的体系，并不是最好的体系，柏拉图甚至说如果有人找到了更好的数学论证来构造世界的基本元素，那么他就将被视为朋友而非对手成为赢家。
根据笛卡尔的宇宙学说，宇宙就是由以太漩涡组成的，以太漩涡解释了行星围绕太阳的运动。和牛顿的超距作用（万有引力）相比，这是一种“接触”作用。因此笛卡尔的以太漩涡比神秘的超距作用更容易理解，即更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作为一种定性解释（或相似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但当我们要求以太漩涡说定量地去解释关于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精确定量规律（开普勒三定律）时，我们发现就压根不可行了。
把牛顿的万有引力说，笛卡尔的以太漩涡和柏拉图的四元素说放到一起看，将会是很有启发的。首先他们使用的方法都是数学（几何）方法。柏拉图瞄准的是包括宇宙万物、生命灵魂等无所不包的系统。笛卡尔的野心要小一些，但以太漩涡说仍是一个关于宇宙的体系，可解释宇宙的起源演化等大问题。笛卡尔的以太漩涡和柏拉图的四元素说都建立在日常经验基础上，也可定性地解释一些日常经验，这有助于人们建立关于世界的整体图像。柏拉图并不试图对宇宙的每一个细节做精确解释，笛卡尔的以太漩涡则无法解释精确的实验规律（开普勒三定律）。
当柏拉图和笛卡尔使用数学（几何）方法对他们的理论进行论证的时候，潜在地就已经要求对人们的日常经验进行定量地描述，但人的五官不是仪器，无法直接地给出感官经验的定量描述。只有借助仪器，进行定量实验才能把日常经验变成实验数据，并进而归纳为定量表达的实验规律，牛顿的万有引力说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由于牛顿拒绝“假说”（拒绝推测万有引力背后的缘由），万有引力说可看作是对开普勒三定律的充分的数学描述。牛顿在提出万有引力说的时候，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宇宙理论提出的，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解释行星的运动规律。但万有引力说在成功地解释行星运动规律后，也逐渐演变为一个可对整个宇宙提供图像式理解的学说，这一点和笛卡尔的以太漩涡和柏拉图的四元素说很类似，甚至做得更加成功。在拉普拉斯的工作之后，甚至有人提出“人是机器”的观点（梅特里《人是机器》），灵魂只不过是复杂系统机械运动的体现。
#23265.
西方文明独特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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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 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 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 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 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包括下述方面:
1.古典遗产. ... 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 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 罗马法, 拉丁语和基督教. 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 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2.天主教和新教.
3.欧洲语言. ... 西方继承了拉丁语, 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伴随的民族语言 ...
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 ... 上帝与皇帝, 教会与国家, 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 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 除西方文明外, 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 在伊斯兰教中, 上帝即皇帝; 在中国和日本, 皇帝即上帝; 在东正教中, 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
5.法制. 法制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 是从罗马继承来的. 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 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 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
6.社会多元主义. ... 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 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 修士会, 行会, 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 ... 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 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 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 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 中国, 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 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7.代议机构. 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 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 教士, 商人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机构. 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
8.个人主义. ... 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 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
摘自: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p60
#23266.
达沃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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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 价值和主张. 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 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 银行家, 政府官员, 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 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 社会学, 商学或法学的学位, 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 英语相当娴熟, 受雇于政府, 公司和学术机构, 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 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 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 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 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 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 许多世界管理机构, 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 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
然而, 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 在西方之外, 可能不到五千万人, 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 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 它远不是普遍的文化, 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同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 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 “共同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 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 . (而且)值得怀疑的是, 它是否甚至在外交层次上包含被称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一套共同价值的东西, 以此与共同的知识文化相区别.”
摘自: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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